国 学 的 运 命
（在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揭牌仪式暨
国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2010年4月18日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李学勤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我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要我在这里作这么一个主题报告，应该首先是我感到荣幸。今天的揭牌仪式有特别的纪念意义，我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在这里说一说。大家知道，成立一个以国学为名的组织，这是近些年的一个趋势，前一段时间还没有。我记得90年代，那时候我还在社科院工作，我的母校清华大学要我去建立一个研究所。那个时候的校长周晓雯先生对我讲，你做个研究所，不过是个三无的研究所，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我说没问题，我给学校服务啊。那个时候有人就给我提议成立一个国学研究所，我说，不敢当，特别是在清华我绝对不敢当，因为清华以前有个国学研究院那是梁启超、王国维建立的，我绝对不敢当。后来有人说，你叫汉学研究所，我说不行，汉学有区分主义色彩的。后来又说加上国际两个字叫做国际汉学研究所，可是方向就变了，再也不是研究所谓国学，而是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历史的机构。在过了几年，由清华和北大共同援建的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烟台大学，烟台大学也找我商量，要建立一个国学研究所，这名字过去没人用过。我说不行，我当时不敢用这个名字，我说这么办吧，叫中国学术研究所，今天还在。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情况，我想在座的老师们也用不着我来解释。在这个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揭牌成立的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新的世纪里面建立国学研究院的，我想第一个还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在纪宝成校长的指导之下，建立了国学研究院，这本身是一个创举。它可以代表国学前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之后，就掀起了国学热，在座的就有《光明日报》也办了国学版等一些活动，几个大学陆续成立了国学院或者类似的机构。这几个大学，大家都知道，都是在上一个历史时期国学热上升时期里面领军的人物。举例来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去年十一月一号，清华大学也恢复重建了国学研究院。这个是第二步，是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在国学研究方面起过贡献，有经验和基础的一系列学校，重建或者说是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又再建立了国学研究院。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建立代表着更新一步的发展，正如刚才各位老师和江西省的领导所讲的江西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中国历史上在文科方面有着深厚基础的一个省份。可是，再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国学热里面它并不像刚才虽说的那几个单位一样体现突出。那么现在，南昌大学也创新性的开辟这么一个国学的园地，建立一个国学研究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项，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代表了在新的一轮国学建设和发展里面，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无论如何我也要到这儿来，向南昌大学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向各位，请教学习。我说这个学习，不是简单的因为我作这个演讲所以说几句客套话，我是有目的的。因为今天下面我要说的这些话，就是要请教学习的，这里面说的可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我刚才跟程老师特别讲了，我待会讲完之后，留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对我这个报告，有什么错误，希望批评指教。
   我在来的时候，有个问题，碰到一个老师，还提到，前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提这个问题，包括学生，说是“国学”这个词，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精确的时间呢，确实不知道。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国学”这个词原来的意义相当于“国子之学”，相当于“太学”。我看到有人说太学这个词始于汉代，这太晚了。我要特别的讲，“汉学”这个词已经在简帛上有了，“太学”这个词，在商代晚期的中段，肯定已经有“太学”这个名称。简帛上有了不只是有学校的实际，而且有“太学”这个名称，简帛里就有，这个肯定不会错，这不是只有我讲。就是今天，把中国传统文历史文化研究作为国学。“国学”这个词到底是谁最先开始用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探讨，可是我想今天还没有什么结论。如果大家有什么结论可以告诉我。前一阵子有人说这是日本人先开始用的，绝对不对。因为日本人用的国学是他们的国学，不是我们的国学。中国人是不是从日本人那儿搬用了这个词？这个需要论证。实际上出了一本书（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讲中国的外来语。这本书我还没看到。即使是我们借鉴了他的，那就跟我们的国学没关系。那么究竟是谁用了“国学”这个词，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国学，如果说它只是中国之学，或者叫“中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它的起源，这一点是可以说的。在比较早期的中国历史上面，没有什么“中学”。我们就是“学”，这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学”，就是“中学”。我特别要指出的就是，甚至在印度的学术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当然印度和中国的连接应该追溯到很早了，有人说是东汉，至少东汉晚期应该传入了。后来佛学以及其他的印度学说传入中国，也从来没有把我们学用一个特殊的名称区别于印度。这是因为我们的“学”当时是主流的，是多数的，没有必要用这个名字。其他的“学”，我们异域而来，我们可以学可以研究，甚至有人可以相信，甚至有唐三藏取经，可是从来不要这么一个区别。怎么样一个情况下才产生了中学与其他学的区别呢？在于西学，换句话说，是在17世纪欧洲人所谓“地理大发现”中。“地理大发现”这个词呢，我注意到近年没有多少人用。而且我也特别说，最好我们不用。这个词中国人用不太合适。因为地理大发现是外国人对于东方甚至是地球其他部分的发现，其实这些都有还用得着他发现吗？又不是什么物种啊元素啊需要他发现，只是他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就把“西学”，就是欧洲的文化，我们知道欧洲的文化有不同起源，这个问题很复杂，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两个起源，一个是希腊罗马的传统，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传统。西方文明，随着欧洲人势力的扩张，它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西学的发展应该说是所向披靡。这是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西方势力的扩张，不管我们叫什么，这都是大的历史事件。你看，它的文化，到了非洲，整个占领了非洲地盘；到了澳洲，澳洲说实在的没有多少文化，也占领了澳洲；到了美洲，那是强力的，大家知道西班牙的哥太石（音），他带领军队就进入了美洲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一些国家，有一部小说叫做《铁索》，中国人晚清的时候就翻译过外国小说，把这个血腥的事实记了下来。已经是强力地进入了美洲。这些地方西方文化到了那儿都是优越，占统治地位的，没有话可讲。大家知道玛雅文字的原件今天只有四件了，全部都没有了。就是他到了亚洲，到了中国，它面对了一个东方的在当时还是很强盛的文化传统，在那个时候，它就碰撞了。所以他们就不明白，他们就要探讨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东方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中国文化，他们不知道啊，大家知道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是沙欧略，脚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两个月，他什么也没做就走了。大家知道沙欧略的遗体现在还在印度的华尔（音），在国外著名的教堂，用这个银的，我不知道是镀银的还是镏银的，一个银的棺材把他装在里面，表面上可以看的，可以供人瞻仰的。因为他作为天主教的圣人，就是我们翻译的“圣贤”之类的，过去是每两个月开放参观一次，我自己没去过，不过有人去看过。沙鸥略他是天主教的圣人，就是他们的碰撞，可是西学的影响在中国是越来越大的，一方面西方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一方面西学里面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了“中学”“西学”之分。所以，“中学”和“西学”能否区别开来。首先是我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词叫“西学”，同时在西方创造了一个词叫汉学。所以西学和汉学是一个双生的，他们是双生子，是同时产生的，在欧洲产生“汉学”，我们这里产生“西学”这样子的话，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中学和西学的对立。这个从明清之际就开始了。当时有很多重要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像是徐光启啊，徐家惠，还有张有志，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有重要贡献。实际上，大家看明清之际的这些著作，我个人这方面很有兴趣，但著作数量不多。据我所知，很多人即使是对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了解的，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包括比如朱建求、陈其昌。所以，大家注意到，从明清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的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碰撞正好就像地震一样，就可以比喻为地球几个大板块构造碰撞一样，到一定时间，它就会爆发的。而爆发的这个时期，中西学的问题就是变成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所以从明清之际的时候起，每逢中国历史一些重要转折时期，总会有一个中西学问题。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明清之际还不是很明显，到了清代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那段时间之后，清中晚期这个问题就突显出来了。再往后，五四运动文化运动之际；再往后，就到了我们建国前后的这段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中西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流变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国学的产生。因为国学那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研究的这种需要和它产生结果。因此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这几年呢，今天的国学热，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我们一阵风的事情不少，包括我们学术界。我是学考古的，学古文字的。我们这古文字也有一阵风。新发现了一个东西，马王堆帛书，所有人都研究马王堆帛书，不知道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后来清华简出来了，郭店也出了一个简，就没人或者很少人研究马王堆帛书了。就这么一回事，什么事都这样。所以一些很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总是搞不下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学的产生，它和整个历史的发展有关。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走向昌盛、中国国势崛起，就推动了这个的发展。当然受到推动的不只是国学，也同样有西方的汉学。
   西方的汉学也经历了变迁。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整个的西方汉学界，我说的是西方的汉学界，不包括日本。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有一个说法叫新汉学。（摄像机换带子可能有一分钟断漏）中国经典边缘化了，用中国话就叫靠边站。没人理他。我记得80年代，80年81年的时候，我在剑桥担任教务。他们非常保守。剑桥大学汉学系的学生，一年级，写中国字，写大字。写完之后在走廊里办展览、背古诗，就是“窗前明月光”这些，就跟我们小学生一样，就这水平。因为他们没见过中国字和中国的教员，在那儿很有兴趣的用笔，连墨都不会研。到了二年级，念汉书。学生苦啊，苦不堪言，把四史标准贴复印一下，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磨咖啡一边背汉书。可是这样一种保守的据点，在当时已经太少了，这个堡垒后来也逐渐被消灭了，被研究中国现实的holistudy。当时东方学院里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日本的。本来分庭抗礼，后来日本越来越富，所以你看那里头凡是桌子椅子，新的都是日本的，凡是那些破烂的，全是中国的。没人管。这种形态，在近几年已经得到了比较根本的扭转。大家现在如果去看一些著名的汉学院，研究古代文化的，比如美国的古代中国学学会，代表的一些单位。所以，国学的运命是和国势密切相关的，没有中国国势的崛起，就没有现在国学热的产生。这一点是大家能够理解的。所以刚才我讲的，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学”“西学”，这种名称的产生，以及“国学”这个词，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学者最先使用的，它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性，也不是哪个学者头脑一热就造出来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这整个历史潮流是非常大的。从中西文化的碰撞开始，到在中国产生西学、在西方产生汉学，这样一个学术史产生与发展，其结果就是在中国产生“国学”这个词。“国学”这个词的发展，这点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国学，国学的“国”啊，有别于别的名词中的 “国”，不像“国花”“国歌”“国徽”这个国，你要这么想，那就坏了。因为这么一想好像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国学，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国学，研究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今天这样说比较平实，造成的效果也会比较合宜。这是我今天这里说国学的这个词。因为，国学这个词，如果从五四运动前后、二三十年代，大家看当时的报刊，我过去看过不少。杨义你不知道我从小就皮啊，我跑旧书摊里头。因为我家境不好，我没钱买新书，那个时候买新书很难，从我个人来说，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如果我要买一本新书，我就得几天不吃早饭，把早饭的钱攒起来，去买书。没钱就去旧书摊，所以我看的旧书特别多。可是，我们就会看到，国学热的那个时期里面，很多“国”字的。我小时候上的武术课，叫国术课。那个时候中文叫国语，中医叫国药，国文国药国术，历史叫国史，那个时候叫国字的比较多。当时这个情况今天的同学们是感受不到。因为过去的“国”字，不一定像“国花”“国歌”“国徽”，代表我们国家。就是中国。可是能从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来研究国学，或者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我想，不能够完全等同于西方人，包括日本人，或者其他受儒家影响的人。因为这点呢，听起来好像就是个逻辑理推，其实不同，这很值得我们研究讨论。因为完全相通，还要国学这个词干什么，可是很多人，在相对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很多人，曾经没有想到，他们当时的想法，特别是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最热门那个时期，他们当时有个想法，只要像外国人一样研究中国那样，在现今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很多人中有，特别是到外国去学习，当然有些有识之士，在当时就反对这样做，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这之间应有区别，而且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应有所区别，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在精神意义有没有国界，有没有中西学之分，这个问题，我的知识有限。我想指出，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想法：王国维先生，他学贯中西，很多人想象他有垫子，想象那么老态龙钟，想象得那么保守，那么满清遗老气。其实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学术上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下个月，华东师大要举行一个《王国维全集》的首发式，那套书一出版，大家会看到，展现其学术面貌绝对不会是王国维过去的书籍里的一样。王国维先生的很多工作，在原来的书里面没有放进去，王先生翻译的东西，想象不到有这么多，有几十种。王国维翻译的著作起过很重要的影响。去年我们清华大学重建心理学系的时候（清华心理学系原来是很不错的），提出中国现代第一本心理学著作的翻译者是谁？发现竟然是王国维翻译的，这就超出了我们过去对王国维形象的理解。王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东渡日本，在日本，其学术有个根本的转向，几年后回到上海，寄寓哈鹏门下（犹太大资本家），他办了个刊物叫《学术初编》，王先生在其发刊词特别谈到一点（按理说，王先生不会为洋人服务，对于西学他是有感而发）：学无中西，学问没有中西之别。学问是什么？学问无非有科学、文学、哲学。是否有史学，我记不得了，中国有，西方也一样。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不同，观点可以不同，但学问是一样，学问没有东西之分。王先生这个观点在当时相当流行，当时有相当多著作提到他类似的话。可我想个人提点大胆的想法，学无中西，王先生讲的这话，讲他这话的人没有很好读懂他这话的前后，他说学无中西是知识，是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是没有中西的，没有中西之别的，有什么中西之别呢，中国史研究，比如研究汉武帝，汉武帝之后是汉昭帝，外国人研究也一样，具体知识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但研究文化，作为文化来说，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文化不能仅限于知识，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缘由，我也不懂。中国学问、中学西学差别，特别是中学与汉学的差别、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与西方人研究中国学问的差别是不一样的。过去有人举过这样一个比喻，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好像中国是个标本，不是我的，是个标本。博物馆里的东西，不是我的，是其他人的，就像动物一样，完全站在事物的立场上。中国人不可能这样，中国学术的一个根本贯穿的主流思想，就是不能这么做，中国学问的根本，研究四书，四书讲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哪一点都和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结合起来，这点中学和西学是不能等同的。当然我说这话，没有包括外国里面的别侮辱新，比如英国人创立了玛儒学，中国人对它能想对待中西学一样，中国人也像外国人一样研究马儒学，像外汝夫吉一样研究马儒学，外汝夫吉是日本学派领袖，那很好，很好不就很好，但马儒学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明显的。所以，学问本身不是完全是一种知识，而在这点上，“学”是这样的。我说这话对不对，请各位批评指教。
   今天我们讲国学，研究国学一定要和外国人研究汉学不一样，这点不妨碍我们认为汉学家是我们的同行，我们还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请教，我们还可以相互交流。开学术会议还可以相互交流、帮助。可是无论如何，从整个学术传统来说，从整个中学的精神传统上来说，这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很多的长期人并不了解这一点，特别是过去研究国学的人，上个历史时期，即晚清到民国时期，那个国学研究高潮时期，一些现象，有些人不是，这是实在的，当时情况如此。现在，别人我不知道，清华所谓的国学研究院，清华，我多次说，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学研究院，只有一个研究院（挂牌也没有，国学研究院是后来称的），只有国学内容。其中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学贯中西的学问家。梁启超翻译了多少东西啊，我还在小孩只有这么高的时候就读他的翻译的东西，如《十五…》（这个书名听不懂）。王国维刚才说过。赵元任、陈寅恪都是美国学生。当时的研究院，梁启超他们都只有50多一点，王国维去世的时候也只有51岁，李继最小，20多岁。所以清华研究院不像有些人想象的老态龙钟前辈班，而是中青年组合，可是当时有些先进的学者，特别是清华研究院还有位先生，虽然他不是导师，作为两届研究院的组织者（主任），吴雨僧（吴宓，听不清？），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的嫡传弟子，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我到东南大学，我一定要拜望，走其女生大路（现在叫女生大道），看他的宿舍，瞻仰吴先生。所以这个问题，后来与国学有关，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呢，与一位大家肯定同意叫做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钱穆，肯定应该叫做国学大师，你没法叫他什么家，他什么都做过，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他不想王国维那样，王国维主要是史学方面，早期以文学史、戏剧史这些东西。钱穆先生不是，经史子集、文史哲无所不通，。钱先生20年代写的话反映了这个思想，当时他在很多中学讲过，钱先生到燕京大学，在当教授之前教过中小学，那时讲国学，他的讲义现在引出来了---《国学概论》，现在凡是有同学找我制定国学方面的书，我就推荐这本书，。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学术没有国界，为什么叫做国学？国学是一个时代暂时的一个名词，前既无承，过去中国没有，将来亦恐不立，将来也没有。 “将来亦恐不立”这话实现不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成立了国学院。这是很明显的，大家要看，站在历史时代，在当时钱先生说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与王国维说这话是同一个时期。我们就看钱先生本人，他有很多著作，但对这本国学著作，他是很看重的。他后来在香港教书，这个书还重版了，他在序中说这本书成了一个学术史概要，是他自己说作为学术史的。1940年他出版了《国史大纲》，名字与这个有关。《国史大纲》一打开就有一张纸上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中西学有明显国界，所以专门叫做《国史大纲》，但那时是在抗战时期，这是中国的命运最危急时期，再不能讲中外外国界，那是历史教育了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塞了你的脑袋(听不清)，是历史教育了我们学术界，让我们认识了历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讲国学，是中国人的学问。这个话，完全没有说我们研究中国学问不学习外国人的观点、方法和结论。实际中国人做研究就是中国研究。所以所国学运命是跟国家民族运命相联系相结合的，国学是中国人的“学”。从这点来说。国学热不会是一阵风，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国学非热不可。
   国学热是怎么兴起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事，是改革开放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就是革了文化的命，这话不错，打到封资修，封资修三个字把所有的文化都打到，所有古代的东西都打到。一个 “封”字就够了。到底对不对，没有去论证，大家去挖古坟。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陈伯达训示，他说，孔府还是要保存的，不要烧。孔庙也不要烧，可下面说了，古坟可以挖。当时大革文化的命，没有文化了，因此拨乱反正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要不要中国文化，我们还有没有中国文化，文化热是改革开放之后首先产生。这有个过程，开头还不好说中国文化，复旦大学钱汝康先生策划了一套《世界文化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果很受欢迎。因此就出了一套中国文化丛书。原来计划出一百本，结果出了五十多本。在这个前提下，上海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搞了一个文化主题讨论会，我也参加了，在座是不是还有老师参加。那个讨论会就和现在的讨论差不多。现在整天有人提问什么国学能不能单独列一个学科呀、国学是怎么回事、到底什么叫国学、国学包括什么内容，那时候讲文化也是这样，什么叫文化啊？复旦的人还把他们能查到的各种百科全书里文化这个词全抄下来，定成了一本挺厚的书，结果发现，所有词都不一样，没有一条一样的。所以讨论没用。所以我在这儿就用一句禅宗的话，文化这个词啊，你不说你就懂，一说就不懂。就是这样。你不说，谁都知道文化，可是问题是，你越说你就越不明白。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还记得那时上海出了一本哥德巴赫猜想，徐迟的，这是著名著作。还有一本书叫《中国文化热》，报告文学，那个书也是真热，我拿着那本书啊，那本书书皮是红色的，红色封面，写着中国文化热，我拿给徒弟三天就被人拿走了，到现在也没拿回来，这书就没了，所以现在我没法拿给大家看。文化热到了80年代后期，就告一段落了。最高峰的代表，是出了一套书，叫《中国文化通志》。《中国文化通志》是由复旦大学江印华（音）教授提议的，是由肖克主持的，就是我们号称儒将的肖克同志。这套书曾经作为我们国家的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一百零一本，留一本目录，我想这本书是代表了我们那个时期的水平。
   在这之后，产生的就是国学。我在这里想说一句狂妄的话，就是国学这个词啊，讨论它是没用的，就跟文化一样，国学就需要“做”。在这方面呢，我想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份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他在国外教书多年，叫陈启云。大家知道陈启云在国外的很多学校，特别是在美国教书多年，在这之后呢，在台湾，在香港，都担任过教师并培养了很多学生。我自己呢，在新竹在清华都与他共事过。他写了这篇论文，请允许我把它念一遍。他说，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学要不要列为一个学科，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目前中国经济繁荣和国力增强的现况，是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成果。邓小平靠的不是刘文所说的一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而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判断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务实立场。如果一定要依靠一整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运作，今天的中国可能还在旧体制中打滚。如果邓小平完全依照西方宣传的那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改革，当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为迷信美国宣传的那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改革而导致苏联全部解体的经验，则是很严峻的历史教训。目前中国面对的是百年难见或未有的局面，如何把中国成功发展的经历延续，并实现“富而好礼”的文明，由“小康”而进入“大同之世”，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近百年来从西方引进的那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当前中国，“保守与激进”、“传统与反传统”、“提倡国学与反对国学”，种种对立和抗争，其牵连方面，比起之前可能更广泛和更复杂。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的问题，我们可否采用邓小平当年的务实方式，先由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试办列为一级学科的“国学院”，看看其成果如何。如果有人担心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后，各高校会群起仿效建立国学院而成为乱象，我想可有两种务实的制衡：其一，如果“国学”学科建树的后果不佳，它会在高校“市场化”运作优胜劣败的过程中被淘汰（这是对传统有所质疑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立场）；其二，中国政府虽然对高校的管理相当开明， 但对某些乱象还是有不少约制的权力和方法的。陈启云他站在局外。我想他讲的很有意思。我想这个问题他说的其实就只有一点，对于发展国学这个问题，整天在报纸上讨论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最主要的是“做”。我想今天我们参加的这个南昌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南昌大学就是在“做”。我相信一定会做得好，一定会做出成绩。而且这个成绩一定会为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大家。